如果存在某个高频出现的符号组，那它可能对应着某个常用的词语或短语（比如“将军”、“奉孝”、“速回”之类）。
这项工作比单字母统计更加繁重。我需要在沙盘上不断地排列、组合、标记、比对。沙盘很快被各种符号和线条占满。
我还尝试分析符号之间的相邻关系。哪些符号经常一起出现？哪些符号几乎从不相邻？这或许能揭示其内部的语法结构或组合规则。
比如，如果符号A后面总是跟着符号B，那么AB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词根或语法结构。
我甚至动用了一些更基础的概率学思想（虽然这个时代的数学体系还没有明确的概率论）：如果一个符号序列完全是随机排列的，那么理论上各种组合出现的可能性应该大致相等。
而现在，我需要寻找的是那些“非随机”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模式。
时间在专注的计算和推演中悄然流逝。油灯的灯油已经耗去小半。
我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眼中也布满了血丝。进展依旧缓慢。虽然我发现了一些似乎略有规律的组合，比如某两个符号总是倾向于一起出现，或者某个符号从未在序列的开头出现过。
但这些零星的发现，还不足以构建起完整的破解体系。它们就像是夜空中零散的几颗星星，虽然亮着，却无法勾勒出整个星座的轮廓。
我停下手中的算筹，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看来，单纯依靠数学分析，是无法独立解开这个谜题的。
这套密文的设计，显然融合了其他的加密思想。我将目光投向了正在翻阅古籍的蔡琰姑娘。
或许，只有将我这里的逻辑骨架，与她那里的文化血肉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找到突破口。
数学分析虽然暂时遇到了瓶颈，但它并非毫无用处。它为我们排除了最简单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些关于符号分布和组合的客观数据。
这些数据，将成为我们后续结合音律、文字、道家知识进行综合分析的重要基础。这场解码之战，才刚刚开始。
而数学，将是我手中最锋利的解剖刀，虽然它不能直接看到答案，却能帮助我们一层层剥开迷雾，接近真相的核心。
在我埋首于冰冷的数字和符号频率时，蔡琰姑娘则沉浸在了另一个同样深邃浩瀚的世界——古文字的海洋。
她那双清澈的眸子，此刻闪烁着专注而智慧的光芒，仿佛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与那些早已沉寂的古老符号进行对话。
她并未急于对令牌上的密文直接下结论，而是先从父亲蔡邕先生带来的那些珍贵藏书中，取出几卷关于文字源流考据的竹简和帛书。
有研究钟鼎铭文的，有考证石鼓文字的，甚至还有一些关于先秦时期不同地域异体字、族徽图腾的零散记录。
这些，都是她自幼耳濡目染、烂熟于心的家学。
灯光下，她铺开一张略微发黄的帛书，上面摹拓着一些模糊不清的鸟虫篆。
她一手轻轻按着帛书，另一只手的纤纤玉指，则缓缓划过青铜令牌上那些扭曲的符号，仔细地比对着每一个笔画的转折、每一个结构的特征。
“陆书佐你看，”她忽然抬起头，指着一枚弯月状令牌上的一个符号，又指了指帛书上的某个鸟虫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