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历史《孙子思想哲学》，主角分别是孙子孙膑，作者“一生有你swm”创作的，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剧情简介如下：只要国君与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和欲望，就会赢得战争。“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就是这个道理。在春秋时期，在乱世出豪杰的年代，许多统治者认为：谁有军队，谁的兵力装备强，谁就可以取胜。可是，孙子反对这种态度...
《孙子》开宗明义，指出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中，道是根本。
他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西曰将，五曰法。”
（《计篇》）道为五事之首。
在七计中，第一条就是“主孰有道”（《计篇》），道为七计之始。
道的含义指政治路线，人心向背。
孙武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计篇》）意思是说，国家大政要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一致，同心同德。
这样，在战争中，民众可以为国君去死，与国君共生，而不怕危险。
只要国君与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和欲望，就会赢得战争。
“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就是这个道理。
在春秋时期，在乱世出豪杰的年代，许多统治者认为：谁有军队，谁的兵力装备强，谁就可以取胜。
可是，孙子反对这种态度。
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计篇》）这是因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
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用间篇》）举兵打仗，对国家和个人，对财富和生命，都是极大的破坏和毁灭，是不能轻易发动的。
孙子说：“故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作战篇》）相反，如果国君或将帅好战好怒，穷兵黩武，即使有了杰出的将帅，精锐的部队，也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
孙子说：“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作战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火攻篇》）将帅必须以道为核心，“修道而保法”（《形篇》），具有良好的政治品质。
表现为以国家、民众的大局利益为重，而不应当争名夺利。
孙子认为将帅应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
意思是说，作为将帅，胜利了不能图虚名，失败了不能回避罪责，必须保卫人们的生命安全，保护国君的利益，这样的将帅是国家的宝贵财产。
孙子的将帅论是我国军事学术上将帅学的先声。
它的产生并非历史上的偶然，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将帅的品德情操和为将之道，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受一定的经济基础制约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专职将帅的设置，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过程中军事领域里的必然产物。
奴隶制时代，出将人相，将相不分。
春秋时代，一方面，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参战人数的增加，军队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产生专门治理军队和指挥军队的武官——将帅。
晋国是最早设置将军的，称为将中军、将上军、将下军。
一军有一将一佐。
后来又新设了掌管军事的元尉。
另一方面，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打破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在军事领域建立自己的官僚队伍，因而亟须培养和选拔高级军事人才——将帅。
在将帅问题上，充分反映了孙子培养、选拔、任用军事人才的远见卓识。
他把将帅问题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认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
过去，人们看到了孙武在将帅作用问题上所反映的英雄史观的缺陷，这种英雄史观固然是应当加以批判的。
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处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生死搏斗、胜负未见分晓的历史时期，孙子为造就智勇双全的良将而大声疾呼，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将帅队伍设计高标准、总目标，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孙子》，正需要借鉴孙子在人才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为迎接下个世纪的挑战而超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
一、《孙子》关于将帅的品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孙子关于将帅的品德修养的基本原则，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正确处理君将关系。
在《孙子》中，没有“忠”、更没有“忠君”这样的概念，这不是孙子的疏忽，而是当时社会背景的反映。
“忠”字在春秋时代的先哲著作中不是没有出现，《论语》就多次谈到“忠”。
孔子谈“忠”着重在强调处理一般的人际关系时，要尽心竭力，主张要“与人忠”（《论语·子路》），反对“为人谋而不忠”（《论语·学而》）。
至于在君臣关系上谈“忠”，也是有前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臣子忠君是以君主礼臣为条件的。
孙武子论述君将关系不谈忠与不忠，这并不是说君与将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
孙子认为，君将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是将帅有没有机动指挥权的问题，而不是军队领导权的问题。
孙子的观点十分明确，关于军队领导权问题，他认为是“将受命于君”（《军争》）；关于战争胜负问题，他主张“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
“利合于主”就是“利合于君”，对国君负责。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孙子主张，机断指挥权要由将帅掌握，国君不得干预。
他明确指出，“不知三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三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不知三军之事而司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谋攻》）是国君为患军队的三个表现。
这三个表现，一是瞎指挥——不了解军情而擅自指挥军队的进退攻守；二是瞎管理——不了解军队的情况和特点，所谓“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而用治国的方法治军；三是瞎监督——不了解战争的权变谋略，而随意任用一些外行监军。
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管理上，一般的赏罚升降由将帅掌握，所谓“戎帅禀命则不威”（《陆宣公奏议》卷六），不能事无巨细都要将帅报告国君批准，否则将帅就没有威信、没有主动权了。
在作战指挥上，由将帅根据战争的规律和具体情况来确定打还是不打，所谓“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
总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九变》）。
“君命有所不受”，西方称之为“委托式”指挥。
无论怎么称谓，它的前提条件都是不违反国家利益，不违背国家战略，当然就更不是指拥兵自重，分裂割据了。
孙子不单从一方面讲君主对将帅的关系，而是从国家利益、战争全局的高度来讲了君主与将帅的另一方面关系：将帅受命之后，不能时时拘谨地机械固守君命，应根据战争实际进程有所权变；同时，君主也不能脱离实际地去干扰将帅的作战指挥。
孙子在《谋攻篇》中写道：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
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二是正确处理仁利关系。
作为将帅，在战争目的上是只讲仁义不求功利，还是只求功利不讲仁义，还是既讲仁义又求功利？
对于这个问题，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回答。
作为兵学家的孙子，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出发，基本上是仁义与功利的统一论者。
他多次讲过，要“修道而保法”（《形》），要“安国全军”（《火攻》）。
他并且认为，不知敌情而盲目进行战争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用间》）。
与此同时，他更加强调功利，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军争》）。
《渊鉴类函》还征引了一段《孙子》的遗文，说“见利徒之如振鞭，见不利去之如绝弦”（《武功部·谋策》）。
可见，孙子是以功利主义为核心，要求将帅树立起军人的武德。
二、《孙子》要求将帅必须具备五德将帅具有必备五德即“智、信、仁、勇、严”（《计篇》）五项具体标准。
（一）智——预测胜负，临机应变智指的是智慧、计谋。
《十一家注孙子·王晰》解释为“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
他认为智是指将帅的预见、分析能力，智谋思考水平及通变权衡的手段。
孙子尚智，把智列于五德之首。
古代，“智”与“知”是一个字，二者通用。
因此，我们在分析“智”的内容时，就应既包括智慧方面的才能，又包括知识结构方面的要求。
智慧与知识是相互联系的，军事上的足智多谋，必定似博闻广识为其基础。
从智慧方面说，孙子要求将帅必须具备预知胜负的能力，也就是能通过敌我客观条件的分析，并加上对自己主观能动作用的正确估计，准确地作出胜负的预测。
当然，将帅的智慧更多地还表现为临机应变的指挥才能，即所谓能“因敌而制胜”（《虚实》）等等方面。
从知识结构方面说，孙子大量地谈到过“知”（有人统计共用了七十八次，二百余言）。
粗略地分析一下，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从自然条件方面说，要“知天知地”，知晓天之阴阳寒暑、日月星辰，地之“六形九地”；从敌我条件方面说，要“知彼知己”，知彼己之一切所能侦察得到和掌握得到的情况；从治军方面说，要知道士卒是否能“用”（打仗），将领是否“有能”，是否“通于九变之术”；从作战指挥方面说，要“识众寡之用”、“知迂首之计”，要知阵法，识战机，而最根本的是要知“战道”——战争规律。
智在军事上受到高度重视是与当时战争规模的扩大、激烈程度的增强、作战方式的日趋复杂、战场地域的不断扩大等密切相关的。
惨烈的战争历史一再表明，只有足智多谋，才能洞悉敌我、预知胜负、驾驭战争，最终取得胜利。
总之，认识智在将帅军事素质中的重要作用，在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革命的今天更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们说孙子重视智，换言之，就是重视才。
那么，他是不是唯才是举，不讲道德条件呢？
当然不是。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这是境界很高的道德情操。
孙子的后世孙膑更明确地说过：“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
故德者，兵之手也。”
（《孙膑兵法·将义》）重视高尚的武德，培养高尚的武德，这是中国古代将帅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信——令行禁止，赏罚严明信指信用、信义。
要求将帅号令一致，令行禁止，赏惩严明。
作为军队最高领导人的主帅，应当言必信，行必果，一言即出，掷地有声。
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人，诚实守信。
信用是个人权威的基础，是调动部下积极性的先决条件。
没有信用，只凭权力、威势，是不能使下属信服的。
若下属不服气，会导致士气低落，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孙子说：“卒强吏弱，曰‘驰’；吏强卒弱，曰‘陷’……凡此六者，败之道也。”
（《地形篇》）在训练和作战中，将帅对于作出突出成绩的人，要给予奖赏；对于违反纪律的人，严惩不贷。
孙子说：“取敌之利者，货也。
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
（《作战篇》）同时，孙子又说明了赏罚之权不可滥用。
“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行军篇》）。
赏罚过度频繁是将帅无能的表现。
（三）仁——饥渴与同，安危与共仁是指将帅具有仁爱之心。
《十一家注孙子·王晰》说：“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
孙子讲“仁”，就是要求将帅爱兵抚士，“与众相得”（《行军》）；在奴隶制时代，主张将帅“视卒如爱子”（《地形》），注意搞好官兵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对此能够身体力行的，也多是具有革新进步思想的社会贤达。
例如，吴王阖闾“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左传·哀公元年》）。
意思是说，煮熟的食物必须等士兵们都得到了，吴王才去吃；他吃的一些山珍海味，士兵们也各有一份。
在中国古代军事学上，孙子这种爱兵主张是民主性的精华，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而巨大的。
历代的兵学家们继承和发扬了孙子的思想，大都要求将帅与士兵“寒暑与均，劳逸与齐，饥渴与同，安危与共”（《百子金丹》）。
仁是勇的道德基础，不具备仁的品质就不会产生勇的行动。
《尉缭子》说得好：“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袍而鼓忘其身。”
（《武议》）一个将帅如果达到了这“三忘”的思想境界，那么就一定能够平时处处为人表率，战时身先士卒。
（西）勇——身先士卒，决战决胜勇指将帅具有勇敢果断的性格，勇往首前的作风。
讲“勇”就是要求将帅身先士卒，勇敢顽强。
在激烈的战争中，将帅面对敌人，必须有大无畏的气概，勇敢拚搏的精神，决战决胜的勇气。
孙子说：“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
势如扩弩，节如发机。”
（《势篇》）善于指挥打仗的人，善于造成险峻的态势，掌握短促的节奏。
犹如张满的弓弩，触发的弩机。
在这样的将军领导下，军队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军争篇》）。
（五）严——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严是指将帅具有严明的纪律，严格的要求。
《十一家注孙子·何氏》说：“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
将领作为严密的军事组织的领导人，需要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
严明的纪律和法令，必须明文规定，昭示全军。
在军事行动中，严格遵守，严加监督。
孙子说：“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行军篇》）将领应当把组织纪律的观念溶化在平时的训练中，长期坚持，养成习惯，孙子说：“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
（《行军篇》）说明了平时严格训练，严格遵守纪律，战时才能打胜仗。
孙子认为，“智、信、仁、勇、严”五种才能，是衡量一个将帅是否合格的标准。
作为成熟的将领，还应当具有多方面的修养，具有真正的大将风度。
首先，军事人才应当控制自己的感情，用理智去指导感情，用意志去约束感情，依据客观情态来决定个人的情绪，采取适度的行为。
严禁头脑发热，情感的剧烈爆发，行为的失态。
孙子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火攻篇》）孙子在论述军队失败的六大原因时，指出其中之一是“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地形篇》）。
意思是说，军官愤怒或怨恨而不服从指挥，遇到敌人擅自出发，是不成熟的表现。
其次，军事人才对自己的情况，对自己的部下，对敌方的情况，应当深入调查，了如指掌，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以自己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
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谋攻篇》）孙子特别重视对敌人情况的了解。
他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知敌之情者也。”
（《用间篇》）关于将帅的性格修养，孙子有一句深具哲理的名言：“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
（《九地》）。
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
句中的两个虚词“以”，用作“而”，并列连词。
“静”意为沉着镇定，“幽”意为深谋远虑，“正”意为公正无私，“治”意为条理井然。
仅从这句话的字面含义，我们就可以看到孙子对将帅性格情操修养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静”对于将帅来说异常重要。
杜甫称赞诸葛亮“指挥若定失萧曹”。
一个优秀的将帅必须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嘉祜集·心术》）。
大家熟悉的诸葛亮摆空城计，抚琴退敌，不过是小说家言。
然而秦晋淝水之战中谢安的临危决策、指挥若定却是见诸史册的例子。
“正”对于将帅来说，就是要以身作则。
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将帅德才兼备、品质优良，才能利国、利民、利军。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正”究竟有哪些内容，孙子虽没有专门阐述，但也大体都包括在《孙子》各篇之中了。
将帅要爱兵抚士，身先士卒，同甘共苦，执法严明。
这些无疑是“正”的内容，在前面分析五德时己经谈到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正”还包括谦虚谨慎、廉洁奉公。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孙子是从反面告诉我们的。
他在论述诡道十二法时曾指出：“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
粗略一看，孙子似乎是泛泛而论，但仔细一想，这正是针对将帅而言的。
因为，只有将帅贪利才会率军蠢动，将帅易怒才会盲目浪战，将帅骄傲才会轻举妄动，将帅不和才会军心涣散。
为了防止敌人对我也“利而诱之”，就必须要求我的将帅廉洁奉公。
其余诸条，亦同此理。
“治”指的是将帅治军作战要耐心细致，有条不紊。
战场上，战机转瞬即逝，如果将帅在指挥中杂乱无章，抓不住要害，作风拖沓，那么，轻则失去歼敌的机会，重则被敌所歼。
无数战例证明，一个小小的疏忽大意，一旦被敌人利用，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由此可见，“治”是将帅品格修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总之，静、幽、正、治对于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来说，是必须具备的重要的情操修养。
尽管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感情，但是，静、幽、正、治却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要求。
刚柔相济、镇定沉着是指挥员的基本素养，唯其如此，才能做到胜利了头脑不发昏，不得意忘形而疏于戒备。
暂时失利，也能头脑清醒，方寸不乱，能于害中见利、虚中见实、败中见胜，正确地分析形势，自觉地克制急躁易怒的情绪，以求败中取胜，挽回损失。
三、《孙子》要求将帅要避免死拼、贪生、急躁易怒、好名、爱民五个致命弱点孙子对将帅问题的论述辩证而又全面。
他既从正面阐明了将帅必须具备五德，又从反面告诫将帅要防止产生五种缺陷。
他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
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
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九变》）。
在这里，孙子对于将帅修养问题阐述得何等辩证，何等深刻！
不怕牺牲是将帅应具备的品德，但如果超过了限度，变成轻生决死、作无谓的牺牲，那就成了拼命主义。
这里，“必死”的“必”，即固执一端。
如《论语·子罕》说“勿意勿必”。
孙子在《行军》篇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他告诫将帅“惟无武进”，认为：“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所谓“武进”就是盲动、冒险；“无虑”就是没有深谋远虑；“易敌”就是轻敌。
对于这种“勇敢”，孙子是持批判态度的。
在五德中，孙子把“勇”放在第西位是有道理的。
有的兵书如《六韬》，把“勇”列在“智、仁、信、忠”等武德的首位，显然是一种糊涂观念的反映。
《吴子》曾批评说：“凡人论将，常观于勇。
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
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论将》）可见，他也反对过分强调“勇”而轻视“智”。
“勇”不能不要，但不能盲动。
“勇”虽然不可或缺，但与“智”相比，却应居次要地位。
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斗智更胜于斗力，“智”的意义和作用远远大于那种拼命主义的勇敢。
拼命主义的勇敢固然不好，但怕死贪生也同样是孙子所反对的。
“必生，可虏”，战场上，越是贪生怕死，越有被俘的危险。
其余三条，“忿速”指的是性格偏急。
“廉洁”指的是矜骄喜名，“爱民”指的是姑息求全。
这些都是指那种片面性严重而不懂得辩证法的庸将。
张预的《孙子注》说得好：“庸常之将，守一而不知变，故取则于己，为凶于兵。
智者则不然，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刚而不可侮，虽廉而不可辱，虽仁而不可烦也。”
总之，孙武认为，将帅的修养是多方面的，又是无止境的。
他说：“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势篇》）将帅必须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修养，达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虚实篇》）的境地。
为使将帅的才智得到充分发挥，首先要处理好将帅与君主的关系。
将帅指挥作战，是受命于君的；将帅征战的目的在于安国辅君。
因此，对君主负责，是将军的职责。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讲得很清楚，作君主的，不了解情况乱指挥，不知道是否该进该退乱发号施令，不懂得军队作战中的权变而乱干预，就会惑乱军队、扰乱指挥，结果必然招致失败，只能引出敌方的胜利。
因此，孙子主张“通于九变之利”，“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九变篇》）孙子更明确提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将帅有才能，而君主不制约干扰他指挥作战，战争就可以取得胜利。
新兴地主阶级既然懂得民心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决定作用，又需依靠平民、奴隶作为基本力量去推翻奴隶主阶级，因而除了在全民范围内主张行“道”外，在治军上相应地主张教化，主张爱护士卒，主张给士卒以一定的人格地位而不单纯是奴隶的地位。
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计篇），“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
主张视卒如“婴儿”、“爱子”。
当然，教、爱的目的是要士卒为上卖命：“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豁；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将帅便可得心应手地率领他们履行“上”的使命，“虽赴水火犹可也”。
将帅如何对待部下，如何对待士兵，是为将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
在这点上，孙子有一个基本思想：一是“爱兵”，二是“愚兵”。
爱兵，在奴隶制时代，是不曾有的。
到了春秋末期，随着封建关系出现，出现了“仁”，爱人，爱士兵。
军事家们以爱兵作为团结士兵的手段。
孙子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豁；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地形篇》）很清楚，孙子站在统治者立场，“爱”的目的是让士卒为将帅去卖命，使他们自愿地去效力。
因此，他讲爱要有分寸，“爱”而不能“骄”，如果“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就会“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
所以，孙子讲的“爱兵”，实际是一种“用兵”手段，并不是真正有什么官兵的亲爱之情。
愚兵，就是使士卒盲目服从，绝对服从。
孙子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
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
（《九地篇》）光有教、爱的一面还不行。
孙子认为还必须有使令与罚的一面，且主张先爱、先教，后使令，后罚。
如果“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重视教令，兼行赏罚，“一人之耳目”，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从而指挥三军“若使一人”。
这些构成了孙子治军思想的主体。
善待俘虏，不予杀戮，并通过教育使其转化为战斗力，亦为孙子治军思想的组成部分。
孙子主张对战场上的俘获，要“卒善而养之，车杂而乘之”，从而“胜敌而益强”，是相当高明的。
应该说，孙子关于将领素质的论述，他的军事人才观，也是他治军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解决了应由什么人治军和怎样治军的问题，治军要严，士卒要训练有素自在其中。
另外，反对不懂军事的旧贵族干预军权，掣肘军队，也是孙子治军思想的重要观点。
孙子认为：“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
是谓乱军引胜。”
（谋攻）这一观点，与孙子的军事人才观是遥相呼应的，这与其说是为了保证军队的政令统一，不如说是为了新兴地主阶级军事家能牢固握住军权。
小说《孙子思想哲学》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
